怎么安装无线投屏器（怎么安装无线路由器）

（4）证监会把审批作为主业，导致监管职能严重边缘化，可谓本末倒置。

通过研读新领导集体亮相以来的各类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可以判断政府将在三个层面上实现突破。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受经济增长调整、经济速度趋势性放慢这个事实，开始去高增长思维，不再去人为地拉高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调整的第一层意思。具体来讲要围绕着发展的重点实施改革的重点突破。还包括整顿房地产市场，否则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新秩序的建立将会面临重大的障碍。如果说2008~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那么十八大的召开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分水岭。但应可出现的结果是增长调整、结构调整加快。

另外也包括重塑信用基础和整顿投机取巧的不良社会风气，鼓励勤劳致富和实体经济发展等。过去中国在开放发展上强调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强调出口，但却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苦恼，一些行业原想以市场换技术，结果既没换来技术，又对自主品牌形成约束。有关GDP数据被各方质疑的问题，不妨对照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据此，笔者发现GDP数据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统计GDP的数据中，有时各省市自治区的GDP之和往往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数据为例：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但各省市自治区当年公布的GDP总和为36.12万亿元，二者相比，地方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多出2.58万亿元人民币。

笔者虽然也深知GDP中内含的政绩玄机，也知中国GDP增长速度高达两位数的神奇是因投资而拉动的，但是这种借款性质的行政性投资一旦疯狂，必然导致货币的扩张及流动性的倾泻，在GDP的诱惑下，城市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所谓城市新区的开发热火朝天，那些被拆迁捣毁的农田村舍以及它们的主人——农人们在上访时发出的呻吟，让人联想到户户冒烟、村村点火的大跃进景象。有人调侃地说，并非不能，实为不敢。第（四）统计机构的官员在公布GDP数据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数据时，应尽量客观中立，不应站在政府甚至站在国企立场上（本应回避）作出夸耀政绩的主观评价或对经济漏洞敷衍搪塞，这种具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引导、评价具有自我夸赞和相互庇护的蕴含。综上，由于《统计法》过于粗疏简略，使本该回避的没有回避，使本应中立的没有中立。

第（二）《统计法》规定的统计调查数据的收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统计机构甚至有权处罚拒绝调查的对象，但这种在同一地方同吃一锅财政饭的同门兄弟单位之间的调查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理应回避，而《统计法》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必然要将其经济总量拿出来炫耀一番，这样，GDP就成为考核官员政绩最好的政治账单。

同样，国内各地的GDP数据也十分重要，当初，地方政府在拨弄这份内含GDP洋名词的年终总结时，并不知道它对政绩的帮助有多大，人们只知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否则，即使你公布的统计数据十分准确，也很难让人心服口服。更何况GDP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历来饱受多方质疑。他认为这些数据是出于政治目的，为的是使社会矛盾显得不那么突出。

另一位经济学家黄益平先生甚至用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予以谴责。倘若不改变对GDP的崇拜，大跃进中放卫星的荒唐故事有可能被重新演绎。因此，采集、征询、调查而来的资料、信息均是统计机构自己人操作，即使通过统计调查队向社会调查，也是统计系统的自己人，不具有第三方中介组织的独立意义。GDP数据的发布，在我国有着寻乎异常的政治意蕴，其意义非凡，因而从发布的内容乃至形式都与任何一国不同。

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有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见《百度百科》）。但在阐述同比、环比与百分比时，仍因循习惯，不提供相应的参照系数或基数。

当然发展到一定的饱和状态，京津沪粤等地区在吃饱喝足之后，让一让诸如重庆这类后起之秀在GDP的速度上有超常的发挥，也是对西部地区政绩的一种认可。使用同比、环比必须要有参照系数和相应的基数，同时也必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说给老百姓听。

个中奥秘，只有逼迫人们不断想像、猜测与推理。谁都知道，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而投资又多半是利用银行资金而启动。各方期待的年度GDP数据于2013年1月18日正式公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的GDP增长为7.8%，虽然不少地方政府的GDP两位数与之交集对应有不能衔接的遗憾，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数据。你看，每年公布上一年度的GDP数据时，统计局的官员闪亮登场，新闻发布会上聚光灯频频闪现，中外新闻记者们齐刷刷地举起长枪短炮对准发布数据的台场，风光无限的统计官员端坐台席，从牙缝里一字一句地吐出GDP的数据，大有口含天宪的味道。从多年公布统计数据的情形看，现在的新闻发布会之所以逐渐演变为专业术语发布会，并非统计机构不能客观中立，不能如实陈述。官员们除了向媒体们公布这些属于科学采集与严谨测算而来的客观数据外，还运用了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对GDP数据的个别下滑、触底回升或稳步增长进行了主观评述，自然也不会忘记运用同比、环比及 百分比的概念大肆宣扬一番，使这些数据包含的政治蕴涵大放异采。

加之监督不给力、程序不透明，使统计机构及其公布的统计数据永远值得怀疑。遗憾的是《统计法》没有关于社会监督的公开程序与中介组织收集统计信息的规定。

因此，在没有第三方介入以及人民大众的公开监督程序的情况下，统计官员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一种法律意义的暗箱操作。统计机构将陷入政治生态的命门中因献媚而不能自拔，这种自己评价自己的方式不仅使其费力不讨好的形象永难改变，甚而在波诡云谲的经济风暴中因习惯报喜不报忧而有可能酿成大祸。

因此在土地问题上反复折腾的GDP不可能与政治无关，当然官员们更不可能放弃GDP的数据而不进行纸上谈兵。统计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评述十分时髦，甚至有时不经翻译便用个别英文短语替代中文名词直接表述。

进入专题： 政治生态 。至于国内各地区的GDP数据，大可不必成为官员们升迁调动的政绩依据。为何公布的统计数据这样让人不可捉摸呢？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在新浪微博上愤愤然写道：用郑渊洁的话说，‘连童话都不敢这么说。除了让新上任官员（俗称饿老虎）继续强拆民房推行土地财政追逐GDP之外，只能使盘桓于城市上空的灰色雾霾更加迷蒙。

第（三）《统计法》是一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在仅有的涉及社会监督少而又少的内容中，又无中介机构的具体规定。虽然公布基尼系数是一种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专家们对公布内容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表示赞同，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先生就说：收入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严重。

总之，GDP数据的公布，无论是上升还是回调，在统计官员主观色彩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表达后，让人欢欣鼓舞除了基础设施投资以外，如果过多的投资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批准的话，那就难以避免投资的失误或低效。

在这一方面，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高储蓄率保证了我们可以有很高的投资率而不需要背负外债。很多人所希望的产业结构说穿了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但这只能作为长期的愿景，而不是几年里或者十几年里能够实现的目标。

近几年来，质疑中国经济的声浪又开始高涨起来。因此，必须不断降低政府及国有部门在投资中的比重，必须改革现行的投资审批制度。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而对市场化（或者说中国式的市场化）改革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人们则可能认为消费过低的原因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同时昂贵的房价、医疗和教育开支也导致老百姓不敢消费，因此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去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公共福利。

但中国经济恰恰在过去十多年里得以快速增长，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例如，信仰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可能将失衡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过多造成的，是资本成本和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的结果，因此主张一揽子的市场化改革，如打破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取消政府对资源和要素价格的管制。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三个途径是技术进步。好几位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之前已经著文论证中国并不存在长期消费不足的问题。

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对应的是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这正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结构失衡，因此以较快速度增长的趋势仍会持续下去。